黄汉儒:我一生都在研究民族医学
| 黄汉儒的办公室里，中国传统的中医学典籍、民族医学书籍和古代文学典籍占据了一面墙壁。他的办公桌正对着这面书墙，桌上摆着一方端正的砚台和一只样式普通的笔筒，笔筒里插满长短不一的笔和一只放大镜。一个落款“柳州基隆开发区覃玉书”的牛皮纸信封放在桌面，看上去很厚实。黄汉儒拆了封口，从里面落出一张光盘，这是一张民间壮医自创的“壮族健身操”光盘。拿着这张自刻的光盘，黄汉儒微笑着说：“我一生都在研究民族医学，广西乡村里很多人都认识我。在民族医药上有什么新的体会、新的发现，这些民族医生都会找到我。”黄汉儒30年间踏遍广西乡村，组织发掘流散民间的民族医药验方，现在壮医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一锅草药和8分钱医疗费黄汉儒1943年出生在广西忻城县的一个壮族人家。他从小在乡村长大，身边的几个亲戚还有自己的父亲30多岁就相继患病去世了，目睹亲人、乡亲受疾病折磨的痛苦，黄汉儒从小便立志从医。从广西中医学院大学毕业后，黄汉儒被分配到广西罗城县，在县医院工作了13个年头。1977年，他带领一只由县医院几名医生组成的小组，对罗城的民族医学做了一个普查。这一年，黄汉儒走遍了罗城100多个乡村，走访了罗城100多个民族医生，收集到几千条民间验方。1970年代，罗城正在修建铁路，黄汉儒所在的医院派他带领医疗组，参与铁路建设。5年时间，从广西到贵州，他肩上挎着药箱，手上拎着大锤，“一边给民兵看病，一边修铁路。点火炮啊抡大锤啊，这些都干过。”5年修铁路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次人生的历练。在工地中，他采来中草药熬成大锅的药汤给民工预防流感、乙脑。结果他所在团里的民兵，一个月下来平均每个人看病的医疗费才花了8分钱。尽管工作不是专门搞医疗，黄汉儒没有放弃对中草药的研究，在广泛使用草药为民工预防疾病取得成功后，他感到，如果能将中草药民间验方进行推广，对农村贫困地区治疗疾病将发挥很大作用。他对民族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确定了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一条路要走到底 197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招收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研究生，由于黄汉儒工作的地方地处广西偏远落后的山区，这条信息被错过了。第二年，黄汉儒在《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看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再次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他立刻报名参加考试。当年，他考取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当时中国中医研究院攻读医史文献专业专业的研究生只有3名，临近毕业，院长找到黄汉儒谈话说，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直接留在北京工作。黄汉儒考虑到自己一直对民族医学有很深厚的感情，并立志要对民族医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广西本身就是壮医的发源地，如果留在北京，那不是失去了研究民族医药的土壤吗？黄汉儒拒绝了院方的盛情挽留。1982年10月，他回到了广西，回到大学时代学习过的广西中医学院工作。以广西第一位中医硕士研究生的身份回到广西，广西中医学院给黄汉儒的医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学院马上拨下经费组建了医史文献研究室，并请黄汉儒担任副主任的职务。在第二年，黄汉儒就着手成立了壮族医药研究室，又承担了广西第一个壮医研究课题。黄汉儒把这段历程成为他研究民族医学的一个起点。由于过去广西壮民族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极大的影响了壮族医药的理论和归纳，现代有很多人认为，壮医在广西并不存在。看到黄汉儒一心一意要研究壮族医学，广西中医学界有不少人议论说，做这样的研究是白费力气和浪费科研经费。可是黄汉儒经过长期在民间的走访认为，西医真正传到中国，不过百来年，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国人民赖以治病并生存下来，难道不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功劳？特别像广西，痧瘴蛊毒风湿6大疾病横行的地方，壮族人民居然可以繁衍生息，居然还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民族，难道壮族医药没有发挥作用？正好在这个时候，国家开始重视对民族医药的整理研究工作，1984年他参加在内蒙古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回来后，就一直琢磨着，要进行民族医药研究，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路很难走通。他向自治区有关领导建议成立一个单独的民族医药研究所。越到民间根基越深厚对于广西民族医学，黄汉儒有很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壮族聚居的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西周古墓中出土了两枚精致的青铜针，经过考证，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两根针是壮族先民使用的针灸用具。从年代上来看，这两枚青铜针是我国目前为止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金属针具。这说明广西是我国针刺疗法发源地之一。坚定他信念的不仅是历史，还有与民间壮医一次次接触后发出的赞叹。“民族医学太神奇了！”在整理发掘民族医学古籍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听到许多壮医的治病绝活和在民间流传的对这些壮医的神奇传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在大新县宝鸡乡访问一个叫陆爱莲的女壮医，当时陆爱莲有60来岁，她的医术绝活是正骨，黄汉儒看到，因为常年为患病的乡邻接骨疗伤，陆爱莲的拇指关节比常人要粗大得多。他感叹说：“哎呀她太厉害了，家里床头床尾阳台上到处都摆满了药，来找她看病的连玉林那边都有过来的。”在对陆爱莲等人的调查访问中，黄汉儒还了解到，这一带的壮族民间医生大都推崇“龙路”与“火路”说。壮族传统认为龙是制水的，龙路在人体内即是血液的通道（故有些壮医又称为血脉、龙脉），其功能主要是为内脏骨肉输送营养。火为触发之物，其性迅速（“火速”之谓），感之灼热。壮医认为火路在人体内为传感之道，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可称“信息通道”。民族医学有了新一代继承人民间朴素的医学思想让黄汉儒觉得这些民族医生太有本事了，但是，民族医学存在的缺点和局限性同样明显，这些民间的诊疗方法，包括很多验方都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没有经过整理，不规范，就不可能进行推广。黄汉儒还看到了民族医学发展面临的更多的困境和难题，他发现，这些民间医生普遍缺乏助手和传人。尽管是家族一代代传下来的绝活，在中医备受西学冲击的情况下，鲜有年轻人再愿意去学习掌握这些独特的诊疗方法。而且民间百姓的素质普遍比较低，也影响了民族医学的传承。陆爱莲有个女儿，只有小学文化，她很难掌握母亲的正骨疗法，更不用说把它发扬光大。同时，民族医生所用的器材和使用药物方法太原始和落后，民族医学要大量的推广是有很大困难的。“要拯救正在失落的民族医学，必须组织专业队伍来传承。”1985年5月31日，国家科委正式批准建立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黄汉儒就任研究所首任所长。有了单独的研究机构和专职的研究人员，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的速度加快了。在黄汉儒的建议下，广西成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的机构，1986年8月，卫生厅组织了300多人，深入广西70多个县开展了为期6年的民族医药发掘整理工作。20多年来，由黄汉儒主编的《壮族医学史》、《中国壮医学》等著作陆续出版。《壮族医学史》一书被誉为壮医发展史的里程碑，荣获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2年2月，黄汉儒主持的《壮医理论的发掘整理与临床实验研究》成果通过专家鉴定，荣获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华中医药科技奖。那一年国家对广西壮医药的发掘整理做了鉴定，认为壮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了。采访即将结束时，黄老很高兴地说：“明年，广西中医学院培养的第一批壮医学方向的本科班26人就要毕业，已经在民间渐渐失传的传统壮医有了更合适的继承人。”告别黄老，一双大手伸过来，紧紧握住记者的手，掌心温暖而坚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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